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垃圾、农业垃圾、生活垃圾、电子垃圾等接踵而至，尤其是如何处理每天巨量的生活垃圾，不断困扰着政府和民众。由于垃圾卫生填埋、垃圾焚烧发电两种垃圾处理技术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突破技术瓶颈已成当务之急。 有机循环已被中断 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质通过堆放自然发酵制成有机肥在我国有5000的历史，杏耀平台保障我国农业有机肥曾被西方有识之士赞誉为“循环经济”、“有机农业”的典范和鼻祖。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循环”被中断。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委员会的**工程师王维平指出，1972年后，城市垃圾的有害成分逐渐增多，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比比皆是，城市垃圾再无法像过去那样制作有机肥料，农民从那时开始拒绝接收城市垃圾。

　　30多年来，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在城郊空地上。上世纪80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北京做过3次航拍，发现三环路和四环路之间，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处。“垃圾围城”兵临城下，直到政府大量修建垃圾填埋场后，局面才有所缓解。 实际上，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目前仍以填埋为主，大约占总量的70%。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存的绝大多数垃圾填埋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城郊建设的，很简易。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赵章元介绍，目前垃圾填埋场的污染问题已在**普遍出现，即便是北京的正规卫生填埋场生活垃圾渗滤液渗漏已经普遍发生，而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他把垃圾填埋场和加油站比做是地球的两大毒瘤。

　　 填埋无害言之失实 2001年，赵章元组织并参与了对北京垃圾填埋场地下渗漏污染的检测，结果表明北京垃圾填埋场普遍发生渗漏，生活垃圾渗滤液中含有大量剧毒、有毒物质和各类原生菌、病毒，直接污染着地下水，有些已造成周围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被污染不能饮用，杏耀平台保障不仅影响到饮用水的水质，而且还影响到当地蔬菜、水果、粮食等农作物的质量，使有害物质进入食物链系统。*大的问题是位于首都**地下水上游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和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它们直接威胁着下游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目前阿苏卫村患脑血栓、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的人数比以前明显增多，尤其是老年人；而30岁至40岁间患高血压的人也比以前增加很多；小孩当中，患呼吸道感染的人很多。全村200多户村民，有50%以上的人家都买了氧气罐。村民不敢再饮用地下水，而一些喝了地下水的牲畜常常出现死胎。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围出现的高发病人群，情况更加严重。 **663座城市的垃圾填埋场，大部分温室气体都直接排放到空气中，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广州市兴丰垃圾填埋场每小时产生约2000立方米的填埋气体，其中大部分是甲烷和二氧化碳，预计到2012年，该填埋场排放二氧化碳总量约500万吨。即使甲烷燃烧发电后转化的二氧化碳，还有1/21直接排放。国际社会对我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愈来愈大，工业领域减排已经自顾不暇，**生活垃圾已经堆放的存量高达80亿吨，其温室气体排放只能使减排难上加难。 焚烧发电阴影难去 我国堆放和填埋的垃圾量高达80亿吨，占用的土地已超过80万亩，为了节约用地和垃圾减量，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垃圾焚烧。威廉·拉什杰在《垃圾之歌》中写到：“焚化炉*大的优点足以盖过一切缺点”，但赵章元认为，拉什杰对后来发生的垃圾焚烧恶果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赵章元认为，不幸的是，我们纷纷建设垃圾发电焚化厂之时，正是西方纷纷限制和淘汰之际。发达国家迫于巨大的环境压力，特别是空气清洁法规的压力，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停建或关闭焚化炉。从1985年起，美国就已有超过137座焚化炉兴建计划被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焚化炉使用的禁令，并对一些废物采取回收政策。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相继颁布“焚化炉禁建令”。日本到2000年7月也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西方国家既淘汰了过时的设备，又在中国大赚其钱，何乐而不为。

　　 对垃圾焚烧发电存在*大争议的，还在于二恶英，它具有致癌、致畸性及生殖毒性，高浓度二恶英可引起人的肝、肾损伤等。2001年3月，由英国埃可塞特大学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实验室发表的名为《焚化炉与人类健康》的长篇报告揭示，即便是经过改良的新型焚化设施烟气排放的二恶英及重金属数量已大为减低，然而在灰烬中的二恶英及重金属含量却相应提高。焚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废物中的有毒物质，而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形态，部分物质的毒性甚至较原来更高。所谓焚烧可减少废物的重量和体积，不过是针对灰烬而言，如果将焚化炉气体输出量加起来，总输出将超过废物原来的重量。 报告的结论是：“足够证据显示，焚化炉对环境造成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伤害，理应被**取缔。”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我们期待新技术的诞生，以尽早走出困境。